過往三十年，憑借耀眼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博得了世界的眼球。與此同時，區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較大、與城市化和工業化有關的侵犯農民等弱勢群體利益等問題也逐漸凸現，引發人們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爭論之中，共識逐漸呈現，即目前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改變。然而更大的爭論在于，向何處變？如何變？中國的下一站通往何方？如何達致？熱軋平板法蘭盤    1月8日，由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北京市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與《經濟觀察報》在上海聯合舉辦的“中國下一站：機遇與選擇”學術研討會上，海內外專家學者、業界精英匯聚一堂，共同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癥結所在，探討未來出路。    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在一如既往保持著近10%的年GDP增長率的同時，也邁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發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3566美元，而據中國社科院2010年《社會藍皮書》預計，2010年中國人均GDP將接近4000美元。“這時候'中等收入陷阱’便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學術問題，而變成了一個現實問題。經驗證明，很多國家跌進陷阱爬不出來，因此，怎樣嚴肅對待非常重要”。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曹遠征指出。    縮小收入差距是主要通道    收入差距過大，國民收入未能與GDP實現同步增長，被認為是一些國家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所在。    據世界銀行測算，我國2009年的基尼系數高達0.47。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城市藍皮書》指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左右。此外，行業間、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速度也明顯加快。同時，盡管經濟增長迅速，居民消費力卻并未水漲船高，反而降到歷史低點水平，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資源過度向政府傾斜，更加劇了居民消費的疲軟。    因此，縮小收入差距，真正藏富于民，讓老百姓真正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被不少專家認為是繞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通道。    如何來做？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王志浩指出：“縮小收入差距，有很多微觀的措施，必須打破戶籍障礙，必須對社會保障體系進行改革。”不過，他有些悲觀地認為，中國的貧富分化在5-10年內可能很難改變。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張仁良開出的“藥方”則相對緩慢而長效，他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教育，教育可以脫貧，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不過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中央政府財政有盈余的話，要保證農民工下一代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中國社會已經實現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他們有責任帶動大部分人富起來。中央政府應研究怎樣啟動企業社會責任，讓富起來的那部分人推動大家共同富裕。”    稅收調節也被認為是縮小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在知名財稅學者、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看來，“我國財稅政策雖然在調整，比如固定資產稅、農業稅等，現在都不征了，但這些并非實質性的減稅。”他認為：“貧富差距不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權力的不平等。”    城市化道路不可冒進    過度城市化，也被認為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誘因之一。    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曾撰文指出，超出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能力的過快、過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工業化來推動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農民和人口的失業所造成的，這是虛假的城市化和貧困的城市化。在他看來，城市化水平應該由經濟發展水平和就業崗位的增加來決定，中國城市化發展與規劃建設中出現的盲目追求大規模、高標準以及嚴重浪費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趨向，表明中國已進入了城市化“冒進”的誤區。熱軋平板法蘭盤    在此次研討會上，國家信息中心綜合部研究室副主任武曉欣非常感慨，他解釋，一般說來，人們進入城市，他們的教育水平、醫療水平，還有生產效率都會提高，這是一個推動GDP增長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們有理由相信城市化可能帶來中國經濟增長，但是，今天我們再也不能僅僅從擴大內需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角度來思考城市化問題了。”武曉欣進一步指出：中國只有走一條健康的、快速的城市化道路，才能徹底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真正完成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轉型。在此過程中，打破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建立能持續地支撐城市建設、加大公共服務投入的財政體制，隨著城市化的進展縮小收入差距，破解碎片化的社會保障制度，都是在城市化過程中應真正著手努力的方向。    此外，據國際經驗，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勞動力轉移困難、金融體系脆弱，等等，皆有可能是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所在。而中國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雖引發大量爭論，但共識亦逐漸呈現，即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的轉型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能否躲開“中等收入陷阱”，大考將臨，轉型已經在路上。    “十二五”是繞過“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時期    歷史經驗證明，不少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2010年，人民論壇雜志就“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在分領域征求了50位專家學者的意見后，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征，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顯然，中國也感受到了危機的威脅。雖然GDP保持了30余年的耀眼增速，當前經濟增長勢頭依然強勁，然而中國式增長面臨著諸多質疑：區域經濟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與工業化過程中的利益分配、經濟增長的環保成本等議題逐漸成為政策博弈的重心。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各類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顯，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利益糾葛也因此分外激烈。可以說，未來五年，也即“十二五”期間，是中國繞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    實際上，早在2004年，溫家寶總理就提出了中國發展前景的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    隨著中國正在由“成長期”走向“成熟期”，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所謂的“中等收入魔咒”，將是中國真正邁向經濟發展更高階段的關鍵。1月8日的“中國下一站：機遇與選擇”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和業界精英就此作了深入的探討。熱軋平板法蘭盤